校长职业化VS校长专业化：何去何从？

　　“我是谁？”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思考。这种带有哲学意义的探讨估计从文明开始发端之后，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始终会处于困惑和不安。

　　当时间走到21世纪，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知识经济时代扑面而来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的这种困惑也许比以往来得更强烈。

　　而校长作为学校的第一把手，对于教育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当社会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资源的供给无法跟上的时候，我们对校长的期望值愈发变得更高。

　　处在焦点中心的校长究竟应该成为社会活动家型的校长，还是教育家型的校长？成为经营型的校长，还是管理型的校长？还是既要是社会活动家，又要是教育；即要是经营高手，又要是管理能者？

　　校长究竟是谁？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探讨其他问题显然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可关键是在所有的学科分类里面，我们看不到有校长专业可读，尽管企业的CEO可以有MBA读，但是作为学校的“CEO”却还是出现相关已被大众接受和认可的专业。而事实上，校长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个群体，本身不能象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加工，就能成为一个名校长，一个强势的校长。校长本身工作所强调的想象力、对事业的追求、修养、创新能力，是专业培养所不能达到的。也因此，对校长角色与职能的探讨变得十分重要。

校长职业化和校长专业化的提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提了出来，并引起了广大专家学者与校长、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04年，中国教育报的现代校长周刊版面就把这个主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策划方向。

　　校长职业化概念的出现源于清华校长职业化研修中心主任王继华的创造。这个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传统类型的校长的不足而提出的，从企业职业经理人概念延伸而成的。王继华认为职业化校长是指专门从事学校经营和教育服务的专业校长，它不是一种职务，而是指一个具备某种能力和精神特质的社会群体。校长职业化就是要把校长从官本位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任命制的事业管理者转变为聘任制的产业经营者，由执行计划的职务校长转变为关注市场的职业校长。

　　王继华提出，校长要走向职业化，在观念变革上要实现下面三个方面的转化：一是淡化校长的职务观念，强化校长的职业观念。二是淡化校长的权力观念，强化校长的能力观念。三是淡化校长的教育事业观，强化校长的教育产业观。

　　从国际竞争态势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来看，王继华认为校长职业化是大势所趋。

　　但职业化的校长究竟应具备什么的能力？王继华提出了“三a能力标准”、“四力理论”、“五个文明准则”、“六项内功修炼”等赋予时代内涵的校长职业标准和规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褚宏启教授却不同意王继华的观点，他认为职业化是个假概念。校长本身就是一种职业，而“化”是指转化的过程和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褚宏启认为，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精神。

　　基于此，褚宏启认为校长应走向专业化。他对校长专业化做了这样的解读，校长专业化就是向下述目标前进的过程：1.校长都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2.有完善的知识体系作为校长从业的依据；3.建立起系统的伦理规范以约束校长的管理行为；4.有明确的校长从业标准和要求；5.进入校长行业有严格的资格限制；6.校长具有专业上的自主性；7.校长拥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经济地位；8.已经建立起校长自己的专业组织并且发展成熟。

　　为了保障校长专业化的实现，褚宏启认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应建立起校长职责制度、资格制度、聘任制度、培训制度、考核与监督制度、职务晋升制度、薪酬制度以及相关的保障制度，而不是一般地按照教师管理制度来管理校长，这会有利于促使校长形成自己的专业角色意识，激发校长的职业热情与责任感，激励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尽管如此，褚宏启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了王继华的部分观点，他同样认为行政职务型的校长存在很大的弊端，他赞同校长职级制的实施。

　　这两位专家观点的对垒，引来了教育界专家学者与相关人士的热烈探讨。

　　如江苏教育学院王铁军就非常认可校长职业化的命题，认为这对于新时期校长队伍建设和校长培训工作，对于校长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提出，外控式管理模式使校长不能自主办学、自主管理，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压抑，不能真正履行自身角色的职业职能，难以形成本土化、个性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难以形成校本化的办学特色和学校自身的“生长圈”。而校长职业化，最根本的是要求校长确立专业领导、专业管理的思想，把学校管理作为校长的本职专业。 倡导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在“十五”期间造就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带头人，打造一批专家型、精英型校长，打造一批高级教育管理专业人才，使他们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品牌”，成为一面面旗帜。

　　黑龙江绥化师专周全认为校长职业化是当今时代学校功能扩大化的反映。他认为当今时代的学校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度交融并相生互动，其功能在向扩大化演变，一个好校长，在意味着一所好学校的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好社区，甚至于一个好城镇乃至更多。因此，传统概念下的校长已不能适应职责演变的需要，新的意义上的校长必须由行政权力型向职业能力型转变，以此取代旧概念下的校长。与此同时，鉴于职业能力型校长对社会的新贡献，社会当然应给其以新的定位，称之为职业化校长也好，称之为校长专业化也好，总之要有个说法，使之得以体现其社会价值并因之按劳取酬。

　　原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崴教授对校长职业化持赞成观点，他认为　职业化的校长会把学校办得更好。但对于为什么校长要走向职业化，黄崴却仅仅提出校长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并没有站在历史的背景和当今社会的现状进行分析。

　　当然，他对我国传统意义上赋予行政职务类型的校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校长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行政职务，在职责、任用、晋升和待遇上都是按照政府官员对待的。但学校不是政府，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校长是专业化的管理人员。把校长作为行政官员，只能强化学校的政府化和官本位文化，弱化学校的教学工作，这是影响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最大痼疾。

　　黄崴提出，把校长作为一种行政职务对学校发展至少带来以下几点负面效应：1.学校政府化；2.校长官员化；3.行为媚上化；4.管理经验化。

　　对于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黄崴认为要增强职业认同、确定职业资格、建立职业标准、加强职业培训、推行校长职级制。因此，要通过立法、政策、行政、宣传、教育等方式，促使校长从行政职务转变为管理职业，促进校长的专业发展。

　　河北承德腾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金天斌却认为实现校长的“职业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由“职务”到“职业”的转换，还应该积极寻求一种由“职业”向“事业”的观念的提升。他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了由“职业”向“事业”观念的提升，我们的校长队伍才会在学者型、专家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基础上，实现开拓型、合作型、献身型、事业型的飞跃，才能切实担负起办好今天的学校、培养明天的栋梁、服务未来的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洪源提出，研究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离开它的基本制度背景，因为基本制度作为价值指导下的规则框架，决定了运行于其中的社会系统的可能作为，也关系着全社会的利益。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认为起码在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宜将公立中小学校长职业性质定位为“职业化校长”。甚至可以搁置校长职业性质定位问题，只根据教育发展的要求，探讨校长素质的专业化发展及其相关制度。因为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主导属性——公共物品属性表明它具有鲜明的伦理规定性，即强调公平与公正。而这种公平既是基础教育功能的体现，也是实现其功能的保证。办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职责，在基础教育中，政府而不是市场起着保证公平价值实现的作用。市场机制不是中小学运作中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主要模式仍然是政府投入。因此，以“市场化”为主要基础界定中小学校长的职业性质是不适当的，它容易导致模糊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性质，不恰当地强调学校运用市场力量独立筹集资源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陈孝彬总结性地认为，校长职业化和校长专业化各有优势。他说道，校长是专业人才，就是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胜任校长职务的。但由于学校又生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影响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校长有经营和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校长职业化也有合理的地方。

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评价道：职业化和专业化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二者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需要教育专家(学习型)的预测、规划、指导、协调和服务，而学校面向社会，对学校资产的开发、配置、利用、经营就需要经营型(职业型)人才。谁是第一把手呢？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两者融于一身的校长当然完美，但是很难做到。因此校长角色的走向可能是多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