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年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 ,281.55倍 、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校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 。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线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多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 、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于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眼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来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 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该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面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与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中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的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入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