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作教育考察的过程中，最令我们胸间激荡的，莫过于站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演说的那张木制讲台前的一刹那。而事实上，北欧这片土地给予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启发，是无处不在的。
诺贝尔奖授奖圣地上的沉思
斯德哥尔摩与诺贝尔奖有关系的地方不少。位于市郊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的评定机构，北岸有诺贝尔会议中心，南岸的一片密林掩映着简朴的诺贝尔故居，市政厅大厦则是诺贝尔奖（除和平奖外）的授奖地点。
因为是诺贝尔奖的授奖地，一座城市的市政厅，成为一处与全人类都扯得上关系的“圣地”！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我们走近那幢令世人瞩目的大厦。
市政厅大厦背靠梅拉伦湖，面对波罗的海海湾，是一座庞大的红砖建筑物。1910至1920年间，当欧洲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请来许多欧洲名画家和建筑师对建筑物内部进行装饰，仿佛铆足了劲，要为诺贝尔奖颁奖做准备。
大厦首层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叫蓝厅，是整幢建筑最大的厅，墙上挂有1686年定制的法国壁毯，上面的图案织出了瑞典从海岛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此外还挂着许多名画，正中挂的是梅拉伦湖女神像，像中女神被芸芸众生簇拥着。蓝厅里有一木制讲台特别惹人注目。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授奖当日，依惯例要在蓝厅举行有国王和各界名流参加的盛大宴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就站在这张讲台前演讲。很多参观者喜欢到演讲台前站一站，照个相以作纪念，并体验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那个光荣时刻的种种感受。
当我们站在这张演讲台前时，禁不住感慨万千，心底涌起几多思索！
其一：自1901年至今，北欧五国获诺贝尔奖的总体情况为：瑞典30人，丹麦13人，挪威7人，芬兰2人，冰岛1人，共53人。而上述五国的人口之和不过二千四百多万。相形之下，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在12月10日这一天站在这个光荣的位置上发表演说。原因何在呢？恐怕不能说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罢！
其二：我们想，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眼中，获奖都是一种意外收获。对他们来说，在踏上光荣荆棘路、献身人类大业之时，绝不可能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这与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上场前立志要拿金牌完全是两码事。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舍生忘死、不屈不饶、坚毅执着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放眼宇宙、胸怀人类、富于人文情愫的境界。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是要讲究境界的，“境界”的高低决定成就的高低，没有“境界”成不了“家”！现在，“诺贝尔奖”已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心结，许多中国人对国人没有获奖耿耿于怀、心意难平，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不时见诸报端。但是，不少意见总是从“获奖”的角度去讨论我们的体制、制度和教育问题，这固然有一定的反思价值，然而这样一来，仿佛获奖就成了目的，这是不是太功利了？须知，就“诺贝尔奖”而言，获奖永远是意外收获，愈是冲着奖去，愈是无法获奖！在“诺贝尔奖”面前，今天的中国人要勇于扪心自问：我们对人类、对世界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人能否获“诺贝尔奖”，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教育从什么样的高度去帮助子孙固本强基、提升境界。
其三：有一位大学生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你觉得成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需要怎样的素质？”弗农略作思索后回答：“我觉得不‘人云亦云’是非常重要的，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弗农其实是有感而答,因为早在他开始探索经济分析的实验方法时，就曾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嘲笑：“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不做实验，只有他在做。”弗农所答，也触及了人的主体性问题。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要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诺贝尔奖获得者弥足珍贵的，不在于其所取得的某一项具体成果，而在于他们身上蕴含的、以创造力为最高表征的主体性。若问五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是什么？——是在教育全程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漠视，以及对学生主体性的扼杀！幸好正在破冰前行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是一场蕴含主体性教育理念的教育变革。
其四：顺着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索，我们又想到：独裁者希特勒是否具备主体性？答案是肯定的：有，而且还非常强悍！然而，希特勒在按他的强盗逻辑试图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人类历史上的这类独夫民贼，远不止希特勒一个！这就值得所有的教育者警惕：在培植人的主体性时，还必须给主体性安上正义之舵。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没用的，而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John Michael Coetzee, 1940 -）宣称，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我们以为，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张讲台前的。真诚与良知，正是诺贝尔奖的内核，诺贝尔奖亦籍此得以升华，而成为永恒的精神灯塔，温暖人心，照亮世界！以此而论，期待有更多的政治家走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其五：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在其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家庭教育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上，都有着良好家庭教育的深深印记；在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背后，都站立着值得称道的父母或其他长辈！
诺贝尔奖历史上有一段佳话：一家四人，先后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这说的是居里夫妇一家！居里夫妇因发现新元素“镭”而于1903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隔八年之后的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时年14岁的女儿伊伦·居里陪伴妈妈参加了盛大而庄严的授奖仪式，这对激励她走上为科学献身的道路，产生了巨大作用。伊伦·居里和她的丈夫在日后的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于1935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奖。这正应了托尔斯泰的那个断言：“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生活的端正和完善上。”
不是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父母都有事业上的大成就，其中有些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还比较低，但他们无一例外具备人生美德和深厚的爱，将真诚、善良、正直、向上等重要的人生养分传承给孩子，使孩子受益终生。
家庭的物质条件或许有好有差，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却有不少相通之处：开明、开朗、乐观、自信、向上……良好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的作用，当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
在诺贝尔奖的授奖圣地上，我们想了很多很多！
斯德哥尔摩是令人留连忘返的，因为她有让人刻骨铭心的美；斯德哥尔摩更是令人景仰的，因为她立起一座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峰，召唤着全人类的英雄好汉前来攀登！
贝尔根的露天鱼市场
贝尔根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大约20万人口。城市虽小，出名的东西却不少：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布瑞金木屋群，一年一度的国际音乐会，以及露天鱼市场……
早晨九点多，太阳还躲在山背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露天鱼市场。这个只有十多档的小小鱼市场，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了。大大的肉蟹、新鲜的三文鱼和冻虾……全部都是自然海产，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鲜”，看得人口水直流。
作为教育考察团，我们始终特别留心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这不，大家马上发现了一个情况：今天是星期五，为什么有十几位三、四年级的学生分散在各个档口里卖鱼呢？她们不用上课吗？
趋前询问，才知道这些小学生正在上社会实践课。她们在体验生活的同时还带着一个重要任务——为世界儿童基金会筹款！
挪威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孩子们生活得十分幸福。但这里的教育者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与他们同龄的孩子在忍饥挨饿或失学，并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去关心、帮助世界各地那些需要帮助的同龄人。显然，这节独特的社会实践课，将在这些孩子的心灵里沉淀出很多美好的东西。
这件事引发了大家的议论。有的说：“北欧的教育真正体现了‘社会是大课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的说：“中国也早就这样提出，但在现实中没有实现。”有的说：“中国班额太大，如果把一个班的学生放到这个鱼市场，那将很难保证安全。”还有的说：“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教育理念与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
对此还可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假若这纯粹是一节通过卖鱼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的实践课，那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贝尔根的这帮小学生还抱着一个神圣的目标——为世界儿童基金会筹款。这就使这样的社会实践课具备了一个国际视野，也使这样的社会实践课在境界上顿时高了好几个档次。这正是挪威教育传统和教育理念的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