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人的“学”与“行”

　 　大学不仅是研究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文化既包括价值观，也包括行为方式。大学中人的“学”与“行”就有着特殊的意味。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斯尔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1。为了大学的独特性和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其办学宗旨和理想追求，大学应 该从“学”与“行”两个方面对师生提出要求。

　　大学第一位的是“学”。而“学”，首先是学识，这种学识不是简单地俯就于狭隘性的日常职业生活的需要，而是基于理智好奇心的需要和全人类的福祉。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2。丰厚的学养，在今天这样一 个资料信息外储系统十分发达、文献资料检索极其便利的时代，仍然是令人称道的，因为只有人脑才有可能将信息转化为思想。

　　学，其次是学术规范。怎样尊重同行的劳动成果，这样做到研究过程的合理，怎样做到不屈服于外在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这都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学术规范不仅是方法的问题，也是学术操守、学术道德的问题。其底线是不抄袭，不剽窃，不作伪。

　　第三是学术创新。大学是知识精英云集之地，是生产知识、学术创新的场所。学术创新不仅是服务社会的途径，也是培养具有学术前沿的知识视野、具有探索精神的学术薪火传承者所需要的一种精神氛围。一流的大学一定是研究性大学，有着浓厚的研究气氛和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

　 　从学术上看，真正能影响后世的学人不是那些竞技者，而是极少数求道者。哲学人文学科所求之道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层次，形而上的真理不是技术性的，而是高度抽象的，高度综合性的，是对世界、社会与人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是大智慧，是真正的远见灼识。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策源地。它作为一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机构鼎足而立的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应当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求道者是追求大智慧者，他们今天被我们嘲笑为“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们有可能为后人所景仰。

　 　陈独秀在《随感录：学术独立》中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公王道，甘以音乐学位政治学 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3。

 　  “行”，即一个人的立身行事。任何意志行为都是由内在动机和外显活动构成的。因而一个人的行就反映着他的修养、境界和操守。“行为世范”，也就是需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大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学校文化的体现者、创造者和传承者。

　 　在我看来，大学中人的“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应是社会的缩影。大学不仅要产生思 想和学问，还要为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大学理应成为最文明、最具理性、制度最为完善的机构。大学的真义就是无限的广大、无限的包容。英文中的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universe”的含义就是“宇宙的”、“普遍的”、“至大无垠的”。大学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策源地。它作为一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机构鼎足而立的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应当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即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却惟大学。大学教 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和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4。

　 　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在《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中指出：“什么是大学的特性？或者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在此地，我要指出三点，就是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和科学方法。”董任坚先生更是强调：“大学的教授们，应该有了理智的工具，客观的态度，历史的背景，远大的视点，研究的时间，这种训练和机会都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企业家所容易得到的。但是要大学有这种贡献，第一须使大学的教授能够独立研究，不感受到一党一系的恩赐，指挥，限制，强迫，他们才可以内无顾忌，外无猜疑，自由的探讨真理，公平的批判结果。”（《大学的学术自由》）。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我能够想得出的大学的最好的定义，就是大学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R. M.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 Harper&Brather,1953.p.10.）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要自觉地践履有尊严的多样性、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这也是对于大学中人的“行”的特别的要求。

　　从“学”与“行”的关系上看，“学”也是第一位的。大学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正如洪堡十分强调科学研究对于道德完善的作用：“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那、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 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中庸》中有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可以阐释为：一个人的德性的修养需要经由学问的修养来达成。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学问深时气自平”，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

　　“行”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教师的“教”。在孔子看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作为教师应该具备的两个重要品质。“学而不厌”体现着教师内心的开放、自强不息和不断进取，而 “诲人不倦”体现着教师的爱心、耐心和敬业精神。在我看来，学而不厌是诲人不倦的前提、基础和条件。作为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保持内心的开放和鲜活，才会有不断增长的与人分享的内在需要。否则，诲人不倦就只能是无休无止地唠叨，空洞的说教，就只可能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就只可能是 “教”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可是，今天中国的大学不过是“能者多捞”的地方，不仅令人失望，也很令人悲哀。

 

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0页

2纽曼：《大学的理念》

3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见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4《蔡元培全集》（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7—508页

 

（肖川：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北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